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學術委員會主席、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
這個問題，需要把產業發展跟整個國民經濟發展聯系起來看，才能看得清楚。在這個問題上，去年11月份，中央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戰略性決策。過去面對的是短期問題，所謂周期性問題，現在我們認識到了，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趨勢性問題，有人把它叫結構性問題，這是一個長期性的問題。長期性的問題就不能像過去那樣，從需求側去找問題，在需求側采取措施來應對看來是不行的。中央的決定就是要轉向供給側。我們的問題是出在供給側，我們的對策也要在供給側去找出有效的對策，這是非常重大的戰略性決策。
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產業，正處于高速發展的關鍵時刻，亟需要提高增長質量的電動車產業來說，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我今天想講一講我對于這個戰略決策的理解和體會。
我們碰到了一個長期性、趨勢性，有人把它叫結構性的挑戰，最近幾年中央的概括就是“三期疊加”。最突出的是第一個期，叫增長速度的換檔期，進入了下行通道。第二個期和第一個期有聯系，第二個期是結構調整的陣痛期。為什么下行？根據研究是存在結構性問題，結構需要調整，但是結構調整要付出成本，也有痛苦，所以是陣痛期。第三個期叫過去刺激政策的消化期，過去對應辦法是用短期政策去對應，就是刺激，刺激的結果就是造成一些消極的后果，最突出、集中的表現就是負債率太高，需要消化，這三件事擱在一塊兒。核心的問題就是增長進入了下行的通道，增速下降。
其實這個問題不是近幾年才發生的，增速下降應該是在21世紀的早期，有人說是2003年，有人說是2004年，有人說2005年，有人說2006年，突出的表現其實是全球金融危機以后它就爆發了。
應對挑戰，過去用的分析方法一直是從需求側去找問題，從需求側去找對策，通俗地說就是“三架馬車”，為什么增速下降了呢？是因為需求不足，從需求側來說，按說理論上是“四因素”，投資、消費、出超，經濟學叫凈出口，還有一個就是財政赤字。“三架馬車”分析法就是把前面三項提出來，經濟下降的原因就是因為“三架馬車”的力氣不夠，拉不動了，它的對策呢？就是增加需求。“三架馬車”的需求像增加消費，像增加出口，都碰到很大的困難。有一條是政府比較有意做的，就是增加投資，擴需求、保增長主要的措施就是擴投資，用投資去拉動增長。
這在理論上源于凱恩斯主義的分析方法，但是凱恩斯主義跟我們做得還有點不同，凱恩斯主義是一個短期對策，并不主張長期靠這個辦法。但是我們把這個短期的方法用到了長期上。用了若干年，從2009年四萬億，實際上是二十幾萬億、三十萬億的投資和每年十萬億的信貸投入。一直用到最近，隔一年就來一次刺激。但是長期使用以后就出現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投資回報遞減。經濟學有一個規律，投資回報遞減，這個規律已經充分地顯現出來后果，開始的時候投下去幾萬億，拉動增長非常明顯，越到后來越不行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負債積累，杠桿率超過了警戒線。這里有兩個圖，一個是增投資的收效越來越遞減，從這個圖可以看到，在2009年的時候很見效，后來還能保持一兩個季度，越到后來，投資下去了，但是增長率沒有提高，還是一步一下臺階。負債率是指負債和資產的比例，杠桿率是指負債和GDP的比例。2000年-2007年的時候，用得比較多的是杠桿率，杠桿率增長得不快，2007年以后，增長得非常快。
這是去年6月麥肯錫的數，麥肯錫在各個單位的計算里面是中等，有的比他還要高，有的比他低。但是這個數，總的杠桿率是290%，大大超過了警戒線。當然有的國家比我們還要高，比如說有的經濟學家說了，日本到400%了，也沒什么事。但是我們有一個特點，日本的負債主要是中央政府負債，主權負債，只要政權存在，問題就不那么大；我們的負債，一個是地方政府負債比例很高，更高的是企業負債，企業的杠桿率在125%左右。世界公認的警戒線是歐盟要求的警戒線，企業杠桿率在歐盟來說不能超過90%。我們企業的負債率太高，企業負債率太高以后，某些環節上就容易出現償債困難，出現跑路現象。如果負債率太高了，個別的、局部的償債困難會演化為系統性危機，出現系統性的償債問題，跑路的面太大，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沖擊太大。從這兩個后果來看，繼續用這個辦法看來是不行了，要采取別的辦法。
從經濟學理論上說，從需求側去研究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是靠不住的。對于一個長期問題，或者說趨勢性問題，或者有人把它叫結構性問題，應該從什么側面去分析呢？要從供給側去分析。出現了增速的趨勢性下降，不是周期性下降，周期性下降過一段時間還會回來，趨勢性下降一定是供給方面出現了問題。
供給方面主要是三個因素，Y=A·Kβ·L1-β這個公式，“Y”是GDP總量，供給方面是三個因素決定的，一個因素是“K”，“K”是資本，一個因素是“L”，“L”是勞動，還有一個因素是資本和勞動都不能解釋的因素，由它的提出者Solow命名，叫Solow殘值，或者叫Solow余量，那兩個因素解釋不了。這個因素是什么？Solow給它的定義叫技術進步。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在研究報告里面，不管是學者的研究報告還是投資銀行的研究報告，這個數就是全要素生產率，就是效率的指標TFP。
有些別的發展經濟學家定義有所不同，比如說另外一家發展經濟學家Kuznets，說成科學基礎上的技術運用。另外一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Schultz說這個東西是人力資本的貢獻，什么是人力資本？就是人的知識和技能，其實他們說的都是一回事。共同點是依靠創新，效率提高。這種分析得出來的對策方面的結論是，我們的問題出在效率太低，解決辦法是要提高效率。
我們的情況是要實現增長的三個因素，這三個因素加在一塊兒叫潛在增長率。本世紀初期，也就是2003年、2004年、2005年，我們的潛在增長率下降。為什么下降呢？一個是勞動，人口紅利沒有了；二是資本，再用投資拉動增長，走到了強弩之末；三是效率提高，改革開放以后的效率比改革開放以前的效率對于增長的貢獻有明顯地提高。
效率的提高主要是來自兩個方面。
一是改革。改革把城鄉市場打通，結構的改變會使得生產力提高。資源的配制結構發生了改變，土地資源從農村的低效利用變成了城市比較高效地利用；另外，農村勞動力低效運用轉到城市里面比較高效的運用。這個過程在發展經濟學里面叫庫茲涅斯過程。庫茲涅斯過程，據很多經濟學家研究，城市化的過程也是在本世紀的初期走到末期了，也就是說庫茲涅斯過程造成的效率提高，到本世紀的初期開始衰竭。
二是開放。開放使得我們沒有很多創新的條件下，買外國設備，引進外國技術，使得我們的效率有一個很快的提高。到了本世紀初期，中國跟國外的技術水平差距大大縮小，在這種情況下，沒有自己的創新，就很難提高效率了，不能簡單地去買外國設備，引進外國的一般技術來提高自己的效率。所以，效率對于增長的貢獻，在2004年到2006年，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估計，在這段時間很明顯地下降。這就是從供給側來看，為什么效率下降變成趨勢性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的根源，對策就在要從供給側想辦法。供給側想辦法，集中到一點，就是要提高效率。用另外一種說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所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這個公式，經濟總量的增量是由三個因素決定的，一個是資本增量，就是投資；一個是勞動增量；一個就是效率的增量，這是效率的提高。這就是我們以前說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或者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說的這么一回事。
所以，從供給側采取對策，它的核心就是要提高供給的質量，也就是提高供給的效率，就是要從過去著眼于供給的數量擴展轉到提高供給的效率。我們這個產業是同樣的問題，怎么能夠提高的質量呢？就是要靠改革。其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或者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是現在提出來的，是20年前提出來的，是1995年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時規定了要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10年以后，在制定“十一五”規劃的時候，發現過了兩個五年計劃，沒有什么突破性的進展。當時的總結是，不能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是因為存在體制性障礙。體制性障礙的核心問題是什么？當時的著作中可以看到，體制性障礙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講的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管是我們的產業發展中的資源配置，還是城市化的資源配置，都是政府在起決定性的作用。所以，怎么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怎么才能提高供給側的效率呢？就要靠改革，用改革去鏟除、消除體制性的障礙，建立一個好的體制。
在我看來，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實有兩個組成部分，一個部分是提高供給的質量，另外一個部分是進行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這個詞，我們很少用，西方人，特別是歐洲人喜歡用這個詞，這個詞的意思是什么？我查了一下有關的文獻，比如說IMF的文獻和英國的《經濟學人》雜志的解釋。結構性改革用我們的語言說其實就是體制改革，特別強調的是政府和社會的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和企業的關系的改革，我覺得我們可以這樣的理解。
所以發展模式轉型的關鍵，就在于建立一個新的體制和機制。能不能建立一個好的、能夠激勵創新和創業的體制機制，來消除這個體制性障礙，實現供給側質量的提高。這個改革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改革要決定兩方面的問題：第一，就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第二，就是要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
第一條就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不是由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經濟改革中間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
市場發揮什么作用呢？主要的作用是兩條。第一條，是有效的配置和再配置資源，實現所謂帕累托改進，就是說所有的人都能夠在這個改進中得到好處，能夠提高效率。
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今年的重點任務有五大任務，其中去產能、去庫存、補短板就是要進行資源的再配置工作，就是要發揮市場的作用，使得那些原來誤配置的資源，誤配置在長板，就是過剩產能、過多的房地產庫存上的資源，從長板上流出來，流到短板上去，這樣整個效率就提高了。從那些低效率的，甚至是僵尸企業流出來，流到效率比較高的企業上去，這樣來實現我們資源再配置的任務。
現在有一種傾向，因為習慣所以不太相信市場能夠起這樣的作用，覺得最快的辦法還是行政辦法，有褒有壓。實際上，歷史證明政府去調結構，政府用有褒有壓、有控有浮的辦法去調結構，效果往往是不好的，還是要發揮市場的配置和再配置資源的作用。市場還有另外一方面的作用，就是建立起正向的、正確的激勵機制，實現獎優罰劣、優勝劣汰。現在有很大的問題，很多企業家對未來缺乏信心，沒有積極性，包括官員，也有這樣“懶政”的問題。亂作為的減少了，不作為的增加了，根本的問題就在激勵機制有問題，不能夠做到獎優罰劣，做不到優勝劣汰。所以要靠改革建立起一個能夠激勵創新、創業的體制和機制來，實現這兩方面的任務。
另外一件改革要做的事，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講的。這里需要注意的，中央提的不是更多的、更大的發揮政府的作用，而是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什么叫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呢？就是要比以前好，我們剛才說了，過去政府作用也很大，但是他的作用主要在于直接的干預微觀經濟和直接的去配置資源，決定企業的發展方向，決定技術路線，決定投資大小等。所以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就是政府應該干點事情。上一屆政府領導人經常說的，我們政府干了許多不應該干或者干不好的事情，而應該干的事情又沒有干或者沒有干好，要改變這種狀況。
像我們這個產業的發展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政府在過去之所以沒有能夠很好的發揮作用，往往是直接的用行政手段去調結構，去干預微觀經濟活動。不應該這樣做，它應該做點什么事呢？政府的職能是提供公共品。從大的方面來說，首先，在當前，就是要推動改革，建立起剛才所說的，能夠激勵創新和創業的體制和機制。第二件事，就是在結構優化的過程中，即在處理五大任務的過程中，會爆發出一些社會矛盾，比如說去產能的過程中，就有些職工要下崗。政府要運用自己的社會政策起托底的作用，使得結構的調整能夠比較順利的進行，保持社會的穩定。是不是對于像我們這個產業的發展，政府就完全不插手呢？那也不是。包括電動汽車的發展中間，有一些領域是需要政府插手的，但是怎么插手有一個很大的講究，需要研究，政府怎么才能夠有效的支持創新和創業。
這里最大的危險是，政府的一些輔助措施，抑制了競爭，結果他的負作用比正作用還要大，就需要研究。在去年1月我們的百人會開會的時候，我講過這個事情，政府要有所不為、有所為，我想重復當時我說的。政府只能是提供公共品，他應該做的是什么事呢？
第一件事，要提供良好的法制環境和平等競爭的經營環境。
第二件事，要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統和基礎性科學研究體系。因為教育系統的中間有一部分和基礎科研是有很大外部性的。不能夠把這個任務加在企業身上，要由政府來做。但是要劃分清楚，比如說通常把科研分成三個部分，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基礎研究應該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的責任，因為它有外部性，應用研究可能是可以分擔，開發研究基本上是企業的事情，它的激勵也來自市場，而不是來自政府。
第三件事，有一些是共用技術，有一些是具有需要比較大的投資和不確定性的革命性的技術，這些東西特別是小企業很難承擔。這時候政府應該要介入，介入的辦法，一個是所謂PPP，也就是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伙伴關系。另外一種情況，就是政府牽頭來組織產業聯盟開發。
第四件事，進入規模的生產，這時候有兩個問題往往企業很難做到。一個是這種生產或者研究具有外部性，有很大的外部效應。比如說新能源汽車就有一個外部效應，就是減排。減低環境的污染，這個利益企業不可能直接拿到，這時候政府要出手。還有一種情況，一種新的產品，還沒有達到最低經濟規模的時候，需要有社會的幫助。這時候政府需要出手的，但是方法一定要講究。有一些原則要遵守。如果是需要補，有補貼的話，一定要補需方，不要補供方，因為需方和供方之間，中間隔著一個市場。在“十城千輛”的時候就是直接補供方，結果效果很不好，現在有改進，但是還是有變相補供方的情況，甚至出現了騙補的現象。還有一些辦法，也許更加能夠避免消極的方面，比如說積分交易，它和碳市場交易是同樣一個原理。這種辦法比較好，但是這里面也有一些執行中的很復雜的問題。怎么來考核、怎么來認定，這需要講究。
特別要注意，不要所謂競爭后補貼。已經進入競爭了，對有些企業進行補貼，實際上是打擊了別的企業。另外政府還應該做一件事情，就是對于政策趨勢，政府不要去認定技術路線。哪種技術路線是好的，不管直接認定、間接認定，這個風險都太大了，因為政府沒有這個本領，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有這個本領，知道哪一種技術是能夠站得住的。怎么辦呢？每一個企業，特別是小企業，很難去做這樣的研究工作，去研究技術發展的趨勢。政府應該去組織，但是不要去指定技術路線。還有就是規劃，最好是因勢利導的來制定規劃，設立平臺讓許許多多的單位都來提供規劃設想，這樣可能風險小一些。
總而言之，怎么能夠建立一個我們國家的創新體系，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學界、政府和企業界共同努力，把國家創新體系從原來蘇聯式的模式里面解脫出來，建立一個適合國情的、適合現代經濟發展規律的這么一個國家創新體系。概括起來說，就是需要用改革來推動供給側的質量提高，這樣來應對挑戰，才能夠保證今后，不管是國家也好，產業也好，能夠持續的、穩定的、有效率的發展。所以要完成今年的任務和今后長期的任務，成敗的關鍵就在于能不能夠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項目標，這是成敗的關鍵。
1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深改小組會議上有講話，要求今年在改革上邁出一個大的步子，他是說“今年要力爭把改革主體框架搭建起來。要牢牢扭住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項目標，落實主體責任，理清責任鏈條，擰緊責任螺絲，提高履責效能，打通關節，疏通堵點，激活全盤，努力使各項改革都能落地生根。”還具體的點了一些領域，這些領域今年一定要落實主體責任，做出成績，也包括電動汽車這個領域。第一個是國有企業改革，然后是財稅金融，第三項是科技創新，然后是土地制度、對外開放、文化教育、司法公正、環境保護等等。要求是非常嚴格的，要把不同的改革責任主體的主體責任劃分清楚、落實到位，做到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又相互協作配合。專題小組既要統籌部署，也要抓落實，對一些關鍵性的改革要牽頭組織制定方案，改革牽頭部門還要落實中央部署的具體改革任務。部門主要領導要在改革統籌協調、方案質量、立意調整等等方面負有直接責任，要全程過問。第一責任人既壓掛帥又要出征，親力親為，對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舉措要結合本地實際實化、細化，實時關心、實時跟蹤、盯住不放、狠抓落實，要把改革督查工作放到重要位置，加大督查工作的力度。
總之，中央要對于今年推進改革提出了非常嚴格的要求，我想要能夠把這個事情落實下去，我們各方面都要配合把這件事情做好，不管是我們的國民經濟，還是我們這個行業產業都能夠實現持續穩定的發展。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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