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們稱，中國允許一家太陽能設備生產商的債券發生違約的決定是正確之舉。不過此舉也凸顯了監管部門面臨的一大挑戰：如何在不引發危機的情況下向金融市場引入更多風險。這是中國國內債券市場出現的首例公司債違約。
怎樣才能做到平衡是一大難題，數十年來曾難倒全球許多知名監管人員和央行官員。
本周，信貸市場受到了沖擊，因為上海超日太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hanghai Chaori Solar Energy Science & Technology Co., 簡稱：超日)表示，無力支付總計人民幣8,980萬元（約合1,470萬美元）的債券利息。超日本應在周五支付這筆利息。這批債券將于2017年到期，本金償付情況尚不清楚。
過去，當公司債、信托和理財產品可能發生違約時，中國政府總是會出手相救，迅速拿出補救辦法。這類救助雖然只能暫時緩解危機，但卻也讓投資者堅信政府永遠會出手救助。這就引發了新一輪更高風險的押注、造成更多的壞賬，形成所謂的“道德風險”。
里昂證券(CLSA)經濟學家鄭名凱(Francis Cheung)說，“中國政府知道這一領域存在許多問題，所以允許超日發生違約是政府進行的一次試驗。我不太確定，但他們也許有一個計劃。這將是一次受控的壓力釋放。”
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機過后，中國實施的寬松貨幣政策幫助其抵御住了沖擊，但同時也扶持了那些幾乎被市場淘汰的國有和私營企業，促使地方政府投資無用項目，刺激了缺乏監管的影子銀行體系的發展，提高了壞賬水平。
經濟學家和金融歷史學家表示，中國未來的最佳發展路徑是，允許一些得到妥善處理、經過認真溝通的更大規模的違約出現，一步步地放開手，直到投資者意識到其中的風險并調整自身的行為。
但很多國家在進行這類嘗試時遇挫，最明顯的就是美國。美國當初并沒有意識到任由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的風險。在確認一家機構或一批證券違約是否構成系統性風險方面，做事后諸葛亮要比提前預知容易得多。
但是，如果在違約對象選擇方面稍有不慎，投資者可能會爭相退場，引發市場恐慌并拖累經濟。
美銀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崔巍(David Cui)表示，根本上來說，政府需要通過引入風險、迫使杠桿水平逐步降低來避免風險的蔓延。他說，這是理想狀況，但實現起來有難度。
不過分析師們稱，周五超日債券違約是一個好的開端，因為其違約規模相對較小，容易控制，而且涉及的是私營公司而非國有企業。
雖然現在還不好說周五的不干預決定是監管機構針對超日債的具體情況做出的判斷，還是一項經過深思熟慮的策略邁出了第一步，但如果今后債務違約的現象越來越多則會帶來一個問題，即目標、管轄權和利益不同的各部門之間需要進行協調并達成共識。跟大多數政府一樣，中國政府也不是大一統體制。
雖然中國央行和金融監管機構對嚴格監管存在興趣，但地方官員更大的興趣可能在于對問題企業出手相助，以保持經濟增長和就業，確保自己的升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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