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既努力抓生產，也不得不給社員開出逃荒證明的昔日大隊干部心中，可能埋下對改革和增加經濟活力的向往，他后來從法學改向經濟學研究。
這位共和國第一位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總理對逃荒的經歷細微描繪，乃是對全國的一次認真表示：我們(政府)不是無所不能的。
見證減法
青年時代的李克強見證了那種令人目瞪口呆的無力感：原來不是只要我們好好管，就能讓大家富起來。
3月19日的李克強簡政放權的講話精神，早在兩會期間就已經表現了出來。
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成員、國務院研究室司長向東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曾經提到總理自始至終參加起草，要求“做不到的不要寫”，直接給政府工作報告執行了一個減法。
媒體還注意到，報告中沒有提到“管控房價”這樣的目標。與直接提及市場房價相比，李克強和他的政府更重視制定規范有效的安置房政策。他準確地把握著平衡，市場有市場的效率，政府則在市場之外尋求公平之道。
李克強在兩會上現身說法，提出“改革確實是最大的紅利”。在全國政協經濟、農業界別聯組會上，他曾回憶自己在鳳陽插隊和當大隊支書的經歷：當時他每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生產隊每個人的生產任務，這個人插秧、那個人挑擔子，都安排得無一遺漏。
即便如此，村里人還是吃不飽，生產隊缺糧嚴重的時候，他甚至需要拿大隊的公章，給村里的婦女兒童開“逃春荒”的證明。
這位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總理并不是一個沉溺于往事和懷舊的人，他盡量還原細節，正是為了在社會輿論和媒體當中釋放信號和引起注意。
李克強正在用自己的切身經歷告訴這個國家里習慣“多管一管”的人們，“放一放”才是中國經濟繼續發展的良方。
李克強插隊所在的安徽省鳳陽縣，在中國的改革史上有著濃墨重彩的一筆，寧愿殺頭坐牢也要搞包產到戶的小崗村，是一個意味著減法和活力的政治符號。
《博客天下》記者來到李克強昔日插隊的鳳陽縣大廟公社(如今已經改為大廟鎮)，曾經與他共事的人們正在敏銳地接收著這位昔日大隊書記釋放的信號。
已經88歲的紀鴻冠是大廟公社當年的五七小組領導，專管下放知青，他回憶起李克強提到的開“逃春荒”證明時說，大廟有逃春荒的個別情況，雖然不多。
在1959~1962年那饑饉的三年，基層干部允許逃荒要飯是一種德政，逃走的人往往可能活下來，而被拴在土地上的人們餓死的概率要高得多。
在官方1970年代的表述中，一般更多地使用“外流”這樣的詞。鳳陽縣的一些鄉村歷來有外出賣藝的傳統，這和當地經常鬧災、缺糧有關系，在《鳳陽縣志》中，編者解釋外流原因的一章中提到，許多人通過吹拉彈唱一冬春，回來就可以做料子褲，一個給人挑牙蟲(從嘴里挖出假的蟲子，一種傳統詐騙方式)的婦女3年掙了2000元，蓋了5間新房。還有一位燃燈公社的社員，被官方文件描繪為“老三天”，他帶著自己懷孕的妻子到淮南，把孩子幾乎生在大街上，在得到醫院和好心人的救助(50多元)后，帶著妻子孩子三天換一個地方，繼續請求別人捐助。
外流者生活改善帶來更多的外流者，這樣的惡性循環是當年的基層干部非常頭疼的，有的基層干部甚至也加入外流。1972年，甚至有一個大隊女干部“外流”，“她丈夫拉二胡，她唱小調，搞了一冬春。”還有的生產隊干部帶著社員外流，還“喊著一、二、一的口號”。
1974年，李克強下放到大廟公社東陵村所面臨的基層情況大概就是這樣。
鳳陽縣和李克強的家鄉定遠縣相鄰，文化上屬于南北交界處，人民性格剛硬，歷史上是出精兵的好地方。朱元璋是鳳陽人，明朝的很多開國將軍公侯都來自這兩地。
大多數展示自己鐵腕手段的年輕干部都會被社員們的小聰明和直接反抗所擊垮，三年災荒剛開始的時候，定遠的社員為了省力氣，上工之后躺在地頭喊勞動號子，讓遠處的干部聽見，人們稱為“干夯”。
鳳陽的有些社員情況也差不多，和李克強一起插隊并擔任西孫大隊書記、現任滁州市人大常委的裘玉旺告訴《博客天下》，附近的東孫生產隊“有300多人，其實是個富裕隊，但是一上工所有人都消失在樹叢野地，問起來，都說去上廁所了”。社員寧愿不干活吃返銷糧也不樂意多出力。
大隊書記(村支書)、大隊長(村主任)在這種情況下是個苦差事，記工分打破頭的事情時有發生。“外調的年輕人當大隊書記，第一正派，第二超脫。村里很多人鬧矛盾。選知青書記就沒有這個問題，和任何人都沒有什么利害關系，會公正地對待事。”裘玉旺說。
那一波選拔年輕干部的做法，在安徽被稱作“小雞代老雞”，很多大隊書記出身的知青后來就進了鄉鎮或者縣里工作。
知青組的生活也往往是一團糟。紀鴻冠說東陵大隊的男知青點，知青們不干活，也“沒人燒飯”，誰也不服誰，時不時還要到女知青組那邊去惹點麻煩。
紀鴻冠看李克強是高中畢業(他畢業的合肥八中是名校)，別的知青大多是初中畢業，就讓李克強當知青組組長，19歲的李克強沉默寡言，愛臉紅。
這并不是一個奇才天生魅力、收服人心的故事，李克強讀書多，下放時帶了兩木箱書，他會講故事，這種才能在缺乏娛樂的鄉下特別受歡迎。
裘玉旺對《博客天下》回憶起李克強給自己講述印度電影《流浪者》(1953年的戛納獲獎作品)的那一天，裘沒有看過這部電影，但是李克強完美地復原了這部電影的全部情節：影片中法官是一個血統論的信奉者，他堅持認為“法官的兒子正直，賊的兒子永遠是賊”(和“文革”的“血統論”如出一轍)，一個強盜為了報復他，把他的兒子帶走訓練成了一個小偷，兒子長大后找到了愛情，希望回歸正路，這時卻遭到了親父的血統論歧視。
這部電影有愛情，有歌舞，特別好看，李克強小說、電影都看過，故事講得很精彩。
對離開家鄉的城市知青來說，主題曲《拉茲之歌》的“到處流浪，到處流浪，命運喚我奔向遠方奔向遠方，到處流浪。孤苦伶仃，沒有依靠……”難免會勾起自己的傷心事。有的知青的家庭出身不太好，更會感傷于血統論的謬誤。
這部控訴“血統論”的作品和主題曲《拉茲之歌》幫李克強收獲了同齡人的友誼。此外李克強會游泳，水性不錯，算不上運動健將，但在學校就參加過跳高和跳遠，打籃球時絕對不會拖累隊友。
紀鴻冠說，李克強管事之后，知青們逐漸開始安心學習和勞動。表現出色的李克強成了鳳陽縣“知識青年先進代表”，有了去公社演講、作報告的機會。
當時的公社書記程玉明挑選了幾個表現出眾的知青來加以培養，裘玉旺和李克強都在其中，李克強被發展入黨后很快就當了大廟大隊的書記，有時會和在西孫任職一年了的大隊書記裘玉旺交流心得。
裘玉旺眼中，李克強面臨的形勢要比他復雜得多，大廟大隊就在公社眼皮下面，一舉一動都受關注：“大廟在街旁邊這個地方是最難搞的，城鄉接合部，這些人相對見多識廣，我們這邊叫‘街皮子’，這幫人相對難領導。偏僻的地方人們相對樸實。”
對城鄉接合部的治理經驗可能是李克強在后來碩士論文當中選擇城鎮化相關題目、并且至今仍然重視城鎮化的一個原因。
年輕的李克強只有兩個法寶，一是自己埋頭苦干，二是給大隊的管理做減法，實行更公平的按勞計酬。
21歲擔任大隊支書的李克強在老鄉們眼里仍然是那個剛來時穿著背心短褲看青放牛的青年，本來就近視的他長期點煤油燈看書，他并不長于力氣活，修嘆阿灣水庫的時候，他是親自加入背石頭的大隊干部之一。
當時的大廟公社書記程玉明告訴《博客天下》：“他是個城里小孩，不熟練，不會換肩膀，就一個肩膀，手還得撐著，走路都邁不開步子。從后面看都覺得他很吃力。我說：‘克強同志，你也不一定非要這樣干，你的任務是組織好群眾，抓效率。’他當時就說：‘行行，我能干，能挑起來。’”
當時給李克強擔任副手的大廟大隊副書記張傳富記得李克強最怕插秧。這活兒必須彎著腰，往地里一根一根栽。忍不住腰疼的時候，李克強就“爬到旁邊的田埂上滾幾下子，腰就舒服一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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