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董揚在一個論壇上說：“誰說要放開股比，誰就是大漢奸”。
在股權放開問題上，我一直與董揚持相同態度，不主張放開的。但是，覺得董揚的這種說法也言之過重。
據我所知，近幾年來，董揚先生的老上司，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執行副會長張小虞，就曾多次在不同場合公開宣稱：“我贊成合資企業股比放開，我們已具備了股比放開的條件”。他認為股比放開更有利于競爭。我擔保張小虞不是漢奸。
民營企業家，吉利汽車董事長李書福更是到處呼吁放開股權， 2011年兩會期間，李書福做客《程遠會客廳》，就提出放開50對50的股份比例，主張讓外方在合資企業控股，甚至獨資，李書福自然也不會是“漢奸”。
李書福提出放開合資股比的理由是，在外方掌握企業核心技術的背景下，“50對50”的股比只是工商登記的表面文章，即使中方控股也沒有實際意義。而放開股比限制，沒有中方伙伴的幫忙，外國汽車公司很難獲得中國政府的支持，在中國市場的發展將變得艱難；同時中國企業可以一心一意地做自主品牌，合資企業就會慢慢消亡。到那時，中國政府也會拿出支持自主品牌的辦法，洋品牌就會面臨挑戰，到最后，中國汽車產業就像家電產業一樣崛起。李書福的這些說法不會被當作“漢奸言論”。
在今年同一個論壇上，福特CEO穆拉利更是放言：“合資企業的股比放開將是未來趨勢”，他表示，“更加期待的是中國對資本市場的開放，因為這樣能有利于為中國消費者提供更多種的融資服務”。穆拉利是代表合資外方，即跨國公司利益的，無論他的言辭多么極端、多么激烈、多么“放肆”，肯定也不能將其歸入“漢奸”類，反倒如果是他持了相反立場，為中國人的利益說話，那倒是成了“美奸”。
所以，主張“放開股權就是漢奸”的說法顯然是欠妥當的。
多年來，我一直主張不放開合資股比，因為在合資早期，中國既沒有技術，也沒有錢，資金常常是拿“土地、廠房”頂替的，外方所看重的中國市場也還沒有顯露出今天這樣的魅力。在合資公司中，中方話語權很小，和“小媳婦”差不多，是“弱勢群體”，不用說核心技術，就是拿什么產品到中國銷售，中方說話也是不管用的，僅僅是在政府公關方面中方能發揮“本土優勢”。由于堅守了股比政策，合資中方才在合資企業中維持了表面的“平等”地位。
隨著中國整體經濟的發展和汽車市場的迅速擴大，中方在銷售領域逐漸大顯身手，外方也樂于調動中方積極性，為其多賣車子。現在股比政策的作用越來越弱化，股比主要體現在利潤分紅上，多一分股份就多分一份利潤。
由于中國已是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競爭又十分激烈，為了把外方品牌的車子賣好，外方除對核心技術把住不放，其他方面都很開放，中方可以隨便到外方“產品庫”挑選車型，向中國市場引進什么產品，中方意見很受尊重，想要什么產品就給什么產品。在這方面合資企業中雙方利益高度一致，就是更多的占領市場。
在現在的汽車合資企業中，很崇尚一種理論，就是“合資企業派駐人員只關心合資企業的利益，而不是合作任意一方的利益”。理論上講這話沒有錯，但從客觀效果看，合資企業中方關心的只是把合資外方品牌的車子多賣，合資企業贏得更大利益 ，至于中國汽車產業是否能夠做強與他們無關，因此對產品研發要求不迫切。比如國家政策要求打造“合資自主品牌”，原本想借此迫使外方出讓技術，但中方卻與外方沆瀣一氣，聯手用淘汰產品糊弄中國政府。
在合資雙方共同利益驅使下，合資企業拼命跑馬圈地，大量建立組裝廠，擴大合資規模，讓中國成為跨國公司全球最大市場。大眾汽車在華已經建立了10個工廠，通用也宣稱，“3年內在中國的工廠數量將增長至30座，和當前美國工廠數量基本相當”。中國政府部門，原本想把“新能源”與“合資自主”作為遏制跨國公司擴張的門檻，但是在中方合資伙伴的配合下，很快就被攻陷，“新能源”只需發布一個空頭品牌，20年以后再見，而“合資自主品牌”，則拿一個淘汰產品改個名就對付過去了。
現在世界上資金多得不得了，中國民間更有大量資金找不到好的投資渠道，釀成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而汽車的一般通用技術，都是可以買得到的，人才只要肯花錢也可以請到，唯一稀缺的資源就是市場。世界上各種合作組織的建立，一些局部戰爭的爆發，原因都是為了爭奪市場。中國汽車自主品牌長期陷入困境，并且看不到解困的前景，也是市場幾乎被跨國公司瓜分殆盡。
中國汽車業最大的危機就是市場淪喪，但是，中國汽車管理當局卻“拿豆包不當干糧”，總拿不出，或者根本就不想拿出保護市場的辦法，任憑跨國公司蠶食中國市場。如果說現今中國還有“漢奸”的話，這些人才是當今的“吳三桂”，才是真正的當代“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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