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需要一批可以管控國際化人才的職業精英
特斯拉在硅谷的辦公室就像一個室內的籃球場，上千人來自不同國家說著不同語言的擠在一個很大的廳里辦公，即使是CEO高管也不過是擁有一個安靜的角落而言。這種國際化和扁平化的管理體系折射的是一個幾乎在歐美已經耳熟能詳的常識：最完美的創新必定來自于群英薈萃的多國部隊，最優秀的公司勢必尋找到一個辦法來管理和驅動那些來自不同背景的天才們。
而恰恰是這一點讓試圖孕育頂尖創新的中國步履維艱。從頂層設計來講，目前火熱的“一帶一路”戰略事實上已經占領了極高的制高點，試圖將中國數十年改革開放積累的財富在全球找到最好的投資與合作機會。這種體量上的優勢雖然擁有戰略上的先發，但卻在戰術層面為人才的短板所困。整體而言，中國的精英們還尚無管控國際化人才的經驗，即使是那些屢屢打出創新旗幟的互聯網英雄們，其發跡的實質還是依托于海外層出不窮的技術和國內群涌而至的龐大市場。
這種窘境與目前火熱的全民創業時代相結合，必然使得在中國孕育的創新無法產生像特斯拉和Uber這些公司一樣的行業影響力。不少試圖下海的官員和國有企業高管事實上并不真正具備文化和語言上的優勢去操控一只高效的國際化團隊，而一流民企的國際化道路仍然在摸著石頭過河，像西方列強企業當年那樣拉著一個拉桿箱帶著一堆鈔票不斷宣揚自己的理念和產品，率領一群當地人組成混合部隊融入當地經濟圈的項目經理和高管并無團隊化出現的跡象，盡管事實上中國的80和90后已經擁有了全球最一流的教育和成長背景。
這一短板的形成關鍵當然還是在文化熏陶上。本質上來講中國的文化的確和西方文化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一點也反映在中國企業在歐洲投資上。最近幾年雖然有更多企業頻頻走出海外在歐洲投資，但最大的風險和困難已經被公認為并非是法律和技術，而是文化上的顯著差異。
這種差異很難用精確的語言去表述，但是卻可以用積年累月的實踐不斷彌補，而這恰恰是年輕一代人跨越中等收入發展陷阱的必經之路。
創新必須采用合適的手法保持住最核心的創造競爭力
國家發展進入中等收入的高位階段，必須要擺脫的一個陷阱，那就是不能太片面和迷信市場的力量，而要把能主導產業升級的創新技術和商業模式提高到至少能和歐美發達國家接軌的水平。企業必然要面臨的一個選擇是，如何真正提升人均工作崗位所創造的價值。
而這個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先進企業和大公司的自然性閉鎖。
以德國汽車制造業巨頭大眾集團為例，其2014年全球的盈利為179億歐元，其中52億歐元為其在中國的各個合資企業分紅所得?？瓷先ト绱酥匾闹袊袌?，在過去30年行程的各級合資中方企業，卻從未形成全球有影響力的自主品牌，擁有真正的自主創新能力。大眾最核心的擁有最高產品附加值的技術創新和制造工藝，理所當然的被保留在德國本土。
與此相對應的是另外一個也無法解開的困局：創新的庸俗化和資本化。
如果沒有像韓日那樣具備趕超歐美的雄心引導下的國家整體協調的產業升級，沒有跨行業跨國界的系統性協調和布局，看似遍地黃金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轉型發展，很容易再次演變成大煉鋼式的躍進突擊。
這兩個窘境合在一起之后就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由于中等收入國家的高端需求只能在發達國家得到滿足，一方面發達國家利用專利保護和市場運作形成系統性閉鎖，另一方面中等收入國家的高收入群體尤其是商業精英為了獲取更好的投資機會和持續的高回報，不太容易形成協調發展的主流意識。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自發性的創新誕生，也很難存活于真正的市場競爭之中。
舉一個比較有趣的例子。在目前方興未艾的團隊協作工具領域中，無論是阿里系的釘釘，還是成名很早的teambition，風車，worktile，明道等等，雖然擁有巨大的資金和市場支持，但是在產品功能和穩定性上卻遠不如一個中國科學院下的小團隊做出的叫科研在線的產品。這個幾乎默默無聞的囊括了會議組織，團隊文檔分享和視頻會議系統的產品團隊就像當年不知道該如何商業化的聯想一樣，雖然在技術上亮點頗多，但是在商業模式和盈利可能上幾乎還是空白，獲得資本和市場關注的機會也非常少，類似這樣的具備一定核心創造力卻被傳統工業體系束縛著的創新的出路之渺茫幾乎可以想見。
從以上這幾個方面來講，每一次化亮夜空的美國式創新的本身的確并沒有那么遙不可及，但一次次層出不窮的創新案例卻足以讓人們去思考: 是不是真的只有美國那樣的環境，才能產生出那么多具備劃時代意義的創新?而在我們中華民族準備更進一步大發展的契機之下，我們的參照系到底應該選擇均衡穩定的歐洲，還是兩級分化精英爭先的美國?
答案一定是開放式的。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記住這句話：創新從來都不與失敗相對立，它的反面只是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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