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同時告訴《經濟》記者，無論是風電還是光伏，年發電時間都在2000小時以下，相對動輒五六千小時的煤電，發電密度可謂非常之低。“即便是煤電，受到調峰的影響，也會變成相對低密度的。相應地，各類發電機組的裝機容量會大幅增加，輸配電網的投資也必然會增加。”
在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執行主任陶光遠看來，中國政府最明智的做法是：將每年新增的光伏裝機總量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以保證光伏產業的生存，并將財政補貼向光伏的研發傾斜，促進光伏技術的發展以大幅降低成本。等到光伏發電的綜合成本下降到(考慮到環境污染和氣候保護的因素)煤電綜合成本左右時，再逐漸增加年光伏裝機總量。
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專家也告訴《經濟》記者，目前光伏產業過于看重擴大規模，反而沒有考慮到核心技術的發展程度，而一旦技術路線發生變化，前期投入的沉沒成本難以估量。“就可再生能源發電而言，最大的問題在于不穩定，因此，對于儲能的技術要求非常高。我咨詢了許多儲能專家，沒有人能斷言，10年或者20年后，儲能問題就能夠得到解決。”
“光伏補貼策略確實存在缺陷”
陶光遠還特別指出，盡管用光伏發電替代燃煤發電，可以大幅度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但在補貼相對較高的情況下，用光伏代替燃煤并不經濟。“光伏發電每千瓦時可減少大約0.8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財政補貼是約0.4元/千瓦時，折合光伏發電減排二氧化碳的成本約500元/噸;而現在，中國各個碳排放交易所的二氧化碳減排交易價格為30-60元/噸，更何況，國際碳交易的價格僅在20元/噸左右。”
這一比較遭到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的強烈反對。“全球每年溫室氣體的排放大概400億噸，其中二氧化碳占300億噸，我花1500億美元買下來，讓全球的人都不排碳了，可能嗎?”
李俊峰認為，發展可再生能源，是文明和進步的體現，無法用金錢衡量其價值。“美國的環境成本很高，因此煤電的成本最高;但中國一直沒有把環境成本計入，導致煤電最便宜。中國應當通過稅收或其他手段，把環境成本也計算在內。”
“相比光伏補貼，我倒認為，我國目前對于煤炭的補貼是個問題。”李俊峰指出，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通過嚴格要求燃煤電廠，將煤炭利用比例自50%壓縮到30%。“訪問美國的時候，我就問他們能源部門的領導：‘你們當時淘汰燃煤電廠，給補貼了嗎?’他們一攤手，完全不懂我的意思。‘淘汰是企業的事情，和政府有什么關系?’”反觀中國，脫硫要補貼一筆錢，脫硝還要補貼一筆錢。“什么落后補貼什么，最終釀成惡性循環。”
不過，李俊峰也承認，中國現行的光伏補貼策略確實存在缺陷。
“最開始制定價格補貼政策的時候，我也是起草人之一。按照德國的辦法，其實光伏補貼政策極其簡單。除了電價，政府什么也不用管。從附加費的收取到‘補貼’的發放，都是由電網自行安排。說實話，除了電網，誰也不知道具體補了多少錢。”
“本來我們是學著德國的做法，結果現在就出‘幺蛾子’了。”李俊峰說，電網把附加費交上去，相關部門重新核對發電量，計算補貼金額，再層層審批下來。“想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回歸那個簡單辦法，交給電網去做。”
“金改”和“電改”，光伏的兩條出路
“好多人問我：‘為什么美國的光伏發電那么便宜?為什么我們做不到?’我說：‘這里邊沒有任何陰謀，完全是我們自己的問題。’”李俊峰告訴《經濟》記者，美國目前光伏發電的售價大概在8.1美分/千瓦時(約相當于人民幣0.5元/千瓦時)，而直到“十三五”期間，我國的光伏發電售價才會降到0.7元/千瓦時以下。之所以存在如此鮮明的價格差，最主要的影響因素正是兩國銀行貸款利率水平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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