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更聰明的產業政策
9月14日，國家發改委新聞發布會上，新聞發言人趙辰昕對近期產業政策之爭回應稱，各國確實都在運用產業政策。舉一個最現實的例子，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都高度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比如美國提出了“先進制造伙伴計劃”，日本實行了“產業重生戰略”，德國也發布了“關于實施工業4.0戰略的建議”。
同時，他也坦承，當前產業政策“也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難題”，“確實有必要統籌謀劃好產業創新發展和產業政策轉型”。
對于聰明有效的產業政策，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曾向《鳳凰周刊》詳述其相關研究。他分析稱，二戰后，后發國家（包括中國大陸）普遍認為，要擺脫貧困就必須發展發達國家那樣的現代化大產業（重工業優先），這實際違背了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當時被認為最沒有希望的一些東亞經濟體，在五六十年代采取出口導向戰略，從勞動密集型中小產業起步，取得了持續快速的增長。
通過對比，他總結認為：各國產業發展要以市場為基礎，遵循比較優勢。根據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原理，這樣能實現比發達國家更快的增長與積累，結果要素稟賦結構與比較優勢不斷升級，產業結構便不斷接近發達國家。這個過程中政府不能無為而治，而應因勢利導，解決外部性與協調性問題，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等。
按照中等收入國家的產業和國際產業技術前沿的差距，林毅夫將產業分為五種類型——追趕型產業、國際領先型產業、退出型產業、彎道超車型產業、國防安全戰略型產業。
后發國家主要的是追趕型產業。從歷史經驗看，成功的追趕國家通常是找當前人均收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是兩到三倍、過去二三十年發展很好的經濟體作為參照，他們的產業很可能就是追趕國家的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
這時參照經濟體的資本快速積累，工資快速上升，原本符合其比較優勢的產業很快就會變成其夕陽產業，也就成為追趕國家的朝陽產業。如果私營企業有積極性進入，政府就需要因勢利導，解決相關外部性和相應的軟、硬基礎設施問題。
對于國際領先型產業（如量子通信）、彎道超車型產業（如新能源汽車）、國防安全戰略型產業（如航空發動機），也都需要政府的相應支持，而非完全無為而治。
李鋼也強調，市場機制與非市場機制均可以激勵企業進行創新，兩種手段各有其適用的產業空間。
通過研究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產業發展史，表明在產業發展初期，非市場化激勵是促成企業創新成長的主要動力。發達國家現階段雖然對創新主要采取市場化的激勵手段，但在其發展的早期階段都會頻繁地借助于國有企業。
“美國的企業創新機制并非是單純的采用市場激勵抑或是非市場激勵，而是二者的有機結合，政府在合適的時機充當不同的角色。”
以美國民間航天產業為例。4月8日，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的“龍”飛船攜帶首個試驗性充氣式太空艙飛向國際空間站。此次發射的運載火箭第一級在一艘無人船上成功實現軟著陸，這在火箭回收史上還是第一次。一旦此項技術成熟，火箭發射成本將有望降到現在的百分之一。
近年來，在美國航天局等政府機構的支持下，美國軌道ATK公司、內華達山公司、藍色起源公司等一批美國私營航天企業獲得了長足發展，太空探索技術公司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美國近10年來先后制定《國家航天政策》《商業航天發射競爭力法》《鼓勵私營航空航天競爭力與創業法》和《商業航天法》等，同時出臺一系列支持商業航天發展的運輸服務計劃，并讓美國航天局通過派駐技術人員和專利轉讓等方式，幫助私企發展和驗證關鍵航天技術。
不過，石耀東也承認，需要對產業政策進行反思。“至少對某些產業，市場上有更聰明的人去發現哪些產業更有未來，不需要政府扶持，需要的是風投、規范的資本市場，這在相當程度能替代政策的作用。美國硅谷就是例子，互聯網燒錢也是例子，華為補貼自己的芯片也是例子。”他建議，政府在積極推行產業政策的同時，更應補齊產業發展所需短板，營造良好市場環境，“這是更大的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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