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既然“專車”服務滿足了市民的搭載需求，是在新平臺下出現的一種新生事物，政府是不是只應順應出租司機們的要求，一禁了之？
在原有的“統一定價”約束下，政府不僅要每年對出租車進行巨額的財政補貼，還要付出不菲的監管費用，應對出租車司機可能的“停擺”，以及調價時民意和媒體的指責，也不敢開放市場，增加供給以解決市民“打車難”的抱怨。現在，轉機來了。政府若能順勢而為，不僅可以擺脫重負，且能還市場“自由”。
既然議價不造成擁堵，那就開放整個出租車市場，取消財政補貼。平臺、任何個人或企業都可以成立出租公司，出售搭載服務。政府要做的只是投訴的處理和“違章”的監管。數量和準入管制放開后，牌照不值錢了，現有的出租車司機無須再租賃牌照，上交“份子錢”了，引發的政治風險也跟著降低。這些司機轉業也好，與“新興”的公司合作也好，都是市場中自由的選擇了。如此，軟件平臺、政府、司機和乘客都會皆大歡喜。
現在改革的最大阻力來自于“牌照所有者”，因為若放開市場，這些牌照的“租值”會降為零。既然當初這些牌照是由政府拍賣出去的，那現在也可以根據不同的年限，以不同的價格，協議“贖買”回來，降低改革的阻力。“贖買”換“開放”，以一次性的財政支出來替代每年的財政補貼，并徹底理順出租市場，哪個選項較佳，一目了然。
如此改，唯有交管部門或發改委會喪失一些準入和審批的權力，尋租的空間受壓，但這不正是“市場化”改革的應有之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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