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網相關報道中曾提到,李河君表示“東西不好沒人買沒關系,我先用到自己的電站上,這樣還能撐幾年,等要還貸時,我再用好的技術換”,指的正是

財新網相關報道中曾提到,李河君表示“東西不好沒人買沒關系,我先用到自己的電站上,這樣還能撐幾年,等要還貸時,我再用好的技術換”,指的正是漢能集團在技術瓶頸突破前“苦撐待變”的這一時期。

就在“苦撐待變”的2011年和2012年,全球光伏市場的“崩盤”為上市公司帶來了巨大的財務壓力:其他光伏客戶的“賴賬”令公司不得不做出近2億元的壞賬撥備,而漢能28億港元的采購合約中,也出現了高達5億港元的逾期應付款。

與此同時,“一意孤行”的漢能集團卻再度向上市公司發出高達60億美元的設備訂單,令上市公司在光伏行業一片伏尸之際,得以撐過最寒冷的冬天。

假如沒有2012年底因全球“光伏寒冬”而帶來的“技術抄底”機會,僅憑鉑陽太陽能自身的研發能力,李河君的光伏事業很可能在龐大的前期產能投資拖累下,與負債累累的晶硅企業們一同變成“先烈”。

而將為李河君的這場“產業鏈豪賭”付出代價的,遠遠不止漢能一家企業。

產能之困

在接受《福布斯》等媒體采訪時,漢能方面曾透露在光伏基地建設中,使用的是自有資金和銀行貸款;下游光伏電站開發中,則獲得了國家開發銀行高達數百億元人民幣的授信額度。

而在光伏基地建設中,《新世紀周刊》報道中曾引述漢能內部“三三制”之說,即漢能、地方政府和銀行各出資三分之一。

如果說政府和銀行的政策和金融支持是一根巨大的杠桿,令漢能得以以一己之力撬動整個產業鏈建設的話,那么這根杠桿唯一的支點,就是漢能自身的核心技術與制造能力。

假如沒有薄膜光伏核心技術日后的飛躍性突破,漢能的所有產能規劃都可能被視為套取政策資源的“騙局”;假如核心技術不能迅速轉化并形成規模化產能,李河君也只能是一個“空中畫餅”的瘋子——這正是整個光伏業界早期對李河君的“一致看法”。

漢能的這一尷尬處境,在跨入光伏領域三年后的一片媒體質疑聲中被凸顯了出來:2012年11月,《新世紀周刊》以“霧鎖漢能”為題的長篇調查報道,對漢能的技術能力和商業模式提出多方質疑,指出漢能的光伏制造基地遠未達到承諾,并涉嫌利用關聯交易套取高額利潤。

與此同時,地方政府也漸漸失去耐心,在優惠政策和銀行信貸方面不斷降低支持力度,甚至出現將光伏基地整體轉讓給其他企業的情況。

而被漢能實質掌控的上市公司鉑陽太陽能,股價也從2009年底宣布轉型光伏產業時高達5元/股的高位,跌至不到0.3元的“地板價”——在香港證券市場中,“仙股”(股價不足一港元)實際上就是垃圾股的代名詞。

政府和市場的擔憂,集中體現在對漢能多處光伏基地“產能空置”的現象上:產能空置不僅意味著漢能所承諾的業績增長和產業拉動效應難以體現,而且各級政府和銀行為此而付出的大量優惠政策和信貸資源也面臨著“血本無歸”的風險。

南方周末記者近日在廣東河源和山東禹州的調查發現,市場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據河源高新區有關負責人介紹,漢能河源基地預期投產五年內營業額達到500億元,但從2011年投產至今,2014年的銷售額僅為5億多元,該負責人估計河源基地公司“應該還處于虧損狀態”。

位于山東禹城的漢能光伏工業園占地五百多畝,投資建設了九條生產線,但據公司內部人士介紹目前只開了四條線,“其中三條是今年投產的鉑陽生產線”。

而在2010年11月規劃建設的500MW光伏并網發電項目,至2014年10月才開始動工建設40MW的一期工程,并計劃于2015年6月底并網發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光伏基地項目負責人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他也不太相信2015年漢能的CIGS光伏組件能做到300MW的預訂指標,“能做到100MW就不錯了”。

[責任編輯:趙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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